行業的迅速發展導致企業一味地追求產量，使得小器作（指制造并修理硬木家具、細巧木器的作坊）的木作技術和優良的傳統工藝不再被重視，貴重木材作為文化的載體沒有進一步體現出來，消費者對紅木古典家具的文化知識相對匱乏。明清家具、傳世家具講究的是品相和工藝，即便是明末清初的家具，它的年代夠了，如果品相和工藝不到位，它的價值仍然不會太高。一個好的家具是在好的材質的基礎上，賦予其文化內涵，由技藝高超和有良心的匠人制作出來的。這里面所蘊涵的文化又應該價值多少呢？這些都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，所以消費者在選購家具時的“唯材質論”本身就是犯了方向性的錯誤。隨著各行各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和科學技術的發展，很多手工藝制作過程被機械代替，但古典家具所承載的中國手工藝文化卻沒有得到重視。眾所周知，匠人和技術工人曾一度斷代二十多年，一些應該傳承的工藝逐漸丟失。不重視技藝的傳承與發展就是對人的自我否定。

       當然，還有個別木工在工藝上偷工減料、在結構上弄虛作假。這些匠人在老板的縱容下，為了多掙錢而丟失了良心和技藝的傳承，這與古典家具所承載的文化是背道而馳的，是對中華文化的褻瀆，同時也是對貴重木材的暴殮天物。在古代，制作家具的木匠有別于其他匠人，稱為“梓匠”，我們應該傳承這一優良傳統。我們總談到傳統家具中的文化，文化不是獨立的客體，它與人的精神密不可分。那么如何傳承中國人的優秀品格呢？這在家具的型、藝、韻、材中都有充分的體現。傳統家具無論在紋飾、造型上，還是在材質與木性的辯證關系上，都真切地反映了中國人深邃的處世哲學。古人創造的紋飾不僅是一種裝飾，更是對人的品格和行為規范的暗喻。

古典家具本身的形、藝、韻、材無一不反映著儒家思想、佛教道教文化和中國人做人的標準，這些在明式家具陰陽線的使用上就能夠反映出來。明末生產的紅木家具從設計到制作，至今未考察到幾件皇家用器；順延至清代初期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“明式家具”。明朝嘉靖皇帝在其執政的44年間不理朝政，但他喜歡木工，更喜歡煉長壽丹。1572年即位的明神宗朱翊鈞，在其長達48年的執政生涯的后期變得不思朝政，整天沉迷于花天酒地。在此期間出現的買官、賣官的現象嚴重地刺傷了文人雅士的報國之心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有相當多的文人不再為官，跑去參與園林和家具的設計，將儒家思想和文化深入到家具的設計中。因此，我國的明式家具文化一直傳承到了清代初期，這與歷史的發展是吻合的。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不會因朝代的變遷而立即消逝，歷史的烙印有它的延續性。